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五周年之际，著名表演艺术家田华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
记者：这么大一个奖给到您，心里在想什么呢？
田华：我觉得给我这么大的奖，我是活着替他们（烈士）来领的，感谢伟大祖国，感谢伟大祖国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97岁的田华。
从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到《党的女儿》中的李玉梅，97岁的田华主演过20余部电影作品，光影流转之中，最难忘的是最初的舞台。
记者：我就想您今天这个嗓门，中气比我都足，您这个大嗓门是不是以前练出来的。
田华：就是因为野台子，没有麦克风，全凭着我们喊，我们在这喊，围着一大圈部队在周围转着一圈老百姓，我这嗓子就这么练出来的。
记者：到了人生的这个阶段回头看，人这一辈子是快还是慢？
田华：我现在就是闪回看。
记者：什么意思？
田华：从97岁倒走，来想我这一生怎么走过来的，生在一个什么地方，长在一个什么地方，哪儿是我生命的一个坎，那就是参军，参加八路军，就是走向革命的一个坎。
1928年，田华出生在河北唐县农村一个穷苦家庭，像《白毛女》中的喜儿一样，她早早失去了母亲。年关将近的时候，她的父亲也要出去躲债。1940年，田华看到了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演出，12岁的她走出了改变人生轨迹的第一步。
记者：12岁，在现在孩子还不懂事呢。
田华：对，什么事都不懂，就是喜欢唱歌跳舞，我参加了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
记者：当时过的穷日子、苦日子，对您的选择有没有什么影响？
田华：我不愿过这种苦日子，我愿意过舞台上穿着小八路的干部服，在台上唱歌的那种日子。可是我也有个过程，去了一个星期就哭。
记者：为什么？
田华：想家，想我的爸爸，想我的姐姐。在八路军里头，不许喝凉水，喝了凉水容易拉肚，容易拉肚就影响行军，影响行军就影响演出。不许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许吃老百姓的东西，我小的时候吃百家饭，那种小孩的那种新鲜感，一下子就没了。
爱哭的小姑娘引起了领导的重视，抗敌剧社的社长把她叫到社部，做她的思想工作。
田华：他说你不能老哭，你知道你干吗来了，你不是走亲戚，上你姥姥家。这是抗日，这是打欺负咱们的日本军国主义，你老哭还行？你老哭谁打他们去？
记者：当时明白不明白？
田华：能听进去，知道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躺下睡不着，为什么？我想到我们抗日战争，我的两个哥哥都是无名烈士，连尸首都没见；我的爸爸被日本人抓去给他们背东西，回来就病了，病了也就死了；我的一个叔伯姐姐，被日本鬼子追花姑娘、花姑娘，给吓疯了。那我说行，那我就不回去了，就这么磨炼磨炼，日子长了，也就把军队当成家了。
家仇之外，更是国恨。走进军营的田华见到了惨烈的战争场面，饱尝战友牺牲的悲痛，这一切都让她逐渐成熟，变得坚强。
记者：您当时当兵想过好日子，但是在您当了兵以后，您对“好日子”的理解有没有发生变化？
田华：那时候的理解不一样了，好日子不是自己的好日子，是大家的好日子。
记者：什么意思？
田华：我们就是后方的演员工作，部队到哪儿我们上哪儿，部队打仗我们就给部队壮行。我打板送他们壮行的时候，他们背着背包奔向前方那种气势，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等战争结束了，这有的部队的战士就没回来，就牺牲那儿了。像这些事情我都是看在眼里头，想在心里头。
战争是残酷的，但对好日子的憧憬激励着军人不怕牺牲，勇敢战斗的精神。
记者：您当时年纪小，您怎么知道这个苦是有头的，吃到哪个地方可能就不会再吃苦。
田华：我们那个时代是推倒三座大山的时代，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我们觉得推倒三座大山，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就不躲日本的战斗机了，我们就不爬山涉水了。但是这个必须和全国一块走才行，我一个人过不去，我得跟着党，跟着八路军，跟着大同志，他们带着我走过去。这点我是知道，可不能掉队，你想我才12岁，一个晚上走100里地，走好几个县。走不动就把着大同志的皮带这么着，背着背包，系着个白毛巾，就这么着，合着眼走。
一切的艰苦和奋斗都是有价值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一年，田华跟随她所在的剧社进入张家口。
田华：到了张家口，我没见过电灯，那有拉绳的，那一摁，上面那个灯泡亮了。到了张家口我还第一次喝上自来水，我第一次在那买个小盒的贝壳的那种油，擦擦脸。我第一次看电影，叫《灵与肉》，我还奇怪我说怎么着，后头有人吗，都不知道。
1950年，是田华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她被电影《白毛女》剧组选定出演喜儿。自1940年12岁参军，田华经历了10年的战火熏陶和舞台历练，当年的农村小姑娘已经成长为一个为民族解放而战的女战士和有丰富舞台表演经验的话剧演员。
记者：是因为您当时比别人长得漂亮，还是因为什么？
田华：说我不漂亮，说我拍摄的角度不多，人家有的演员长得漂亮，哪个角度拍出来都漂亮。我是有的角度好一点，有的角度不好，但基本上是个农村的脸，就看中了我农村出身。我的经历跟喜儿前半生一样，我妈妈死得早，我跟着我爸爸过到了12岁。农村的什么活我都会，抬水、推碾子、搂柴火、上树，我都会。别看不好看，但是叫观众一看，我就是像喜儿。这个气质，这是个农民气质。
第一次演电影的田华，虚心好学，将喜儿这个农家少女的纯朴、绝望和抗争演绎得极具力量，1951年，《白毛女》正式公映，轰动了全国。同年，《白毛女》被选送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卡罗维发利电影节，获特别荣誉奖。
记者：您说到了一开始演电影的时候，这张脸导演认为是可能具有农村色彩的脸。就这句评语如果放在今天的话，不会是认为一个好的评价，但是在当时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评价。
田华：我办过学校，什么样演员都有，陈佩斯是我抢过来的，他算是个“丑八怪”，比他爸爸长得还难看。我硬把他要过来了，人家现在成名了。但是现在就是当前又出了一批演员，我谁都不认识了，因为长得都一样。
记者：一样好看，还是一样不好看。
田华：都是最漂亮的，我觉得她们都是美女。
记者：您觉得好不好。
田华：适合那个人物的就好，不适合那个人物的就不好。
记者：那我们需不需要长得丑的人？
田华：你在农村演农村的戏，你能粘大睫毛吗？城市地下工作党受刑的时候，你还是红光满面，戴大耳环子，睫毛还那么长，手还染着指甲，各种各样的花，那适合吗？那有时代感吗？作为一个演员，要能展示出那个时代的人和环境来，这才是最好的。
1958年，电影《党的女儿》开拍，田华被选定出演主角李玉梅。《党的女儿》讲述的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后，李玉梅在与党组织失去联络的情况下，不顾自身安危坚决与白匪斗争的故事。田华不缺少革命的经历，但李玉梅是南方人，如何快速掌握南方人的生活习惯，田华向江西两位参加过苏区对敌斗争的女英雄讨教学习。
田华：用我的体验，演员应该是一个社会活动家。
记者：怎么讲？
田华：他什么都要参加，什么都有兴趣，什么都想问，我就养成了一种，我就愿意跟你聊天，盖房子的，开电梯的那个农村来的，我就问他，你一个月挣多少钱，你几点上班。
记者：为什么呢？
田华：演员，我们这个演员，我们形容我们是块大海里头那个海绵，吸各种东西，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记者：观察生活，理解生活。
田华：观察生活是一个演员永恒的任务。
《党的女儿》是田华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公演后好评如潮，连很少写影评的文学大家茅盾先生也发文评论——“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表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烈的感染。”
田华：真，发自内心的真，我就是这个人物，我又是田华。但是关键的问题，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这个我觉得过去、现在、将来，这都是最重要的。
此后，田华在《法庭内外》《白求恩大夫》《花好月圆》《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电影中又先后塑造出一系列鲜活生动的人物。她的名气越来越大，各路寻求代言广告的商家纷至沓来。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曾有人请田华做广告，但都被她果断拒绝。
田华：看着我长大的老同志，田华，你不能做广告，你演过《党的女儿》，你演过《白毛女》，你演过都是革命的，人家该说党的女儿要挣钱去了。
记者：那怎么不行？
田华：不行的。另外人家说党的女儿不是赚钱的，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也有很多人想找，最后我就给自个立了个规矩，不管给多少钱，我一概不做，因为什么？这个中间就发生了，那个药是假的，就拿假的东西，骗了老百姓，把自个卖了，把自个卖给那些不法之商了，但是我不反对别人做广告。
从2008年开始，已经80岁的田华重返舞台，参加一些演艺活动，这期间有四位亲人相继离世，其中就有她挚爱的丈夫苏凡。
田华：他比我大四岁，他就什么都管我。行军，下了雨，我鞋湿了，他给我刷鞋。一直到我们结婚，我拍《白毛女》，他帮助我分析人物。他给我把关，哪个电影能上，哪个电影不能上，他在家又是我离不开的丈夫，又是孩子的爸爸。
田华的丈夫苏凡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两人的爱情始于抗敌剧社，共同走过了72年的婚姻生活。在丈夫因肝癌而弥留的时候，田华为他做了人生最后的选择。
田华：那时候他已经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我知道他的脑子还活动着，他能听见我说话。我说我们这老头是奉献的一生，让他最后也做个奉献，再给他多少贵重的药给他，他也过不来，把这个药给那些应该能救过来的人吧。我想苏凡你能听见我的说话，你不会反对的，就这样，我亲了亲他。
经历了亲人的离去，如今，97岁的田华仍然居住在她住了多年的老房子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她会不由自主地回忆战争年代的经历。
田华：我为什么睡不着觉？解放军整个革命当中牺牲了多少人，我们剧社的人，连妆都没卸，就牺牲在炮楼旁边了。
记者：您经历过很辛苦的日子，你会怎么看当下就是您现在过的日子？
田华：我总是说，没有党，没有咱们八路军现在的解放军，没有人民，没有他们扶着我，托着我，使我增加了知识，使我健康的生长到现在，没有他们就没我今天，所以现在什么样的困难，在我来说，我不感觉到困难，现在吃什么样的苦，我也不觉得苦，我们是幸存者，这幸存者现在要替走的人再完成他们未完成的任务。